【離地信仰】一人犯錯;全部受禍

最近警監會副主席指出警方的速龍小隊不用展示警員編號,他們就可以執法無後顧之憂,並且更可以不用面對事後的投訴。這是奇怪的見解,顯示編號就是要警員執法時有「後顧之憂」,可以追究,才不致於違犯濫權。難道要像幪面劫匪一樣無後顧之憂嗎?若執法者沒有違法,又為何會擔心遭到別人投訴呢?這情況也正好反映在任何政治制度上,各樣政治制度都有其利弊,但當權者不用有任何制衡,犯錯後沒有任何後果,只要市民承受,這制度就一定有問題了。

希伯來聖經自摩西、約書亞開始,到了後來各士師,以及君王掃羅、大衛,承擔領導的標準必要符合兩個條件,第一是神的揀選,第二是藉著軍功得到百姓的擁戴。前者要聽命於神的吩咐,行使權力時要向神負責,後者則要藉著帶領以色列人爭戰來顯示自己的能力,身份受到確認。

⭕️王權要向神負責

王權既是神所授予,於是君王必然要按神的標準行事。大衛因個人私德問題,與拔示巴通姦,設計害死烏利亞,結果神甚不喜悅(撒下十一6-27),導致他的家庭和國家自此陷入災難性的紛亂(撒下十二~二十)。大衛雖然立刻認罪,但也要承擔後果:他不願(或不能)處理兒子侵犯妹妹,造成兄弟鬩牆,兒子叛變的亂局。

後來,「耶和華又向以色列人發怒,就激動大衛,使他吩咐人去數點」(撒下二十四1),神為何對以色列人發怒?按希伯來聖經的一貫教導,神發怒只有一個,就是回應以色列人離棄祂作惡的舉動,這裡沒有交代百姓犯了甚麼罪行。神激動大衛數點人數,之後就心中自責,承認自己有罪(撒下二十四10)。按民數記的記載,數點人口是要得到神的吩咐才能進行的(民一2、二十六2),其餘的地方也一樣(出三十11-16)。另外是有用家譜形式記載各族的總數,如代上七57940;九922;拉八3;尼七5。這時大衛卻只是為了應付自己目前的需要而自行數點人數,就產生問題。約押元帥事前也曾阻止說:「無論百姓多少,願耶和華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親眼得見。我主我王何必喜悅行這事呢?(撒下二十四3)」只是大衛堅持不肯聽從。

希伯來聖經的君王不能自把自為做自己喜歡的事,他們與百姓一樣同是受到律法的規範,正如君王登基時,「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書,為自己抄錄一本,存在他那裡,要平生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的神,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氣傲,偏左偏右,離了這誡命。這樣,他和他的子孫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國位上年長日久(申十七18-20)」。因此,希伯來聖經的君王全是用「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 / 惡的事」作為衡量標準,成為神賜福和降禍的因素。

⭕️有好理由並不代表不是惡

為何大衛一定要數點人數?這事件也記載於代上二十一1:「撒旦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激動大衛數點他們」。這裡的「撒旦」沒有冠詞,本身可以理解作「敵人」,這就回應了撒下二十四1「耶和華又向以色列人發怒,就激動大衛,使他吩咐人去數點」,這是指神發怒所興起的「敵人」(王下十一142325),數點人口的目的是計算人口的壯丁數目,用作面對敵人的爭戰,數點的結果是「拿刀的勇士」在以色列有八十萬,猶大有五十萬(撒下二十四9)。代上二十一5-6指出分別是一百一十萬和四十七萬,不包括利未人和便雅憫人。大衛的問題不著眼令神發怒的以色列問題,反而只看重自己有多少軍力,他相信自己勇士的數目,能夠拯救他脫離敵人的手,而不是背後掌管的神。

⭕️一人決定齊齊受禍

神透過先知迦得要求大衛要從三種災禍中選擇其一作受罰的方法:七年饑荒、三個月遭敵人追趕和三日瘟疫(撒下二十四13),這三種災禍正是先知常用作形容懲罰以色列人的方法(耶二十一79,二十四10,二十七813,二十九1718,三十二2436,三十四17,三十八2,四十二1722,四十四13;結五12,六1112,七15,十二16,十四21)。結七15指出三者分別:「在外有刀劍;在內有瘟疫、饑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劍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饑荒、瘟疫吞滅他」。這都是人不守律法下所得到的咒詛(利二十六18-39;申二十八20-57)。因此這裡不單處理大衛所犯的錯,並且用藉此懲罰以色列人引起神發怒的罪行,神才興起敵人,導致大衛自行數點人數的問題。

大衛選擇了三日的瘟疫,以為三日災禍的時間比七年饑荒和三個月被敵人追趕的時間短很多,卻不知殺傷力是最大的,三天內死了七萬人(撒下二十四15)。這是回應開始時神向以色列人發怒的懲罰。到了最後,天使正要向耶路撒冷毀滅,神改變心意,阻止了正在耶布斯人亞勞拿的禾場天使。

⭕️惡人悔改才能恢復神人關係

大衛看到「滅民的天使」,只能悔改認罪,指出「我犯了罪,行了惡;但這群羊做了甚麼呢?願你的手攻擊我和我的父家」(撒下二十四17)。這裡應該不是指大衛不知道百姓作惡惹動神的怒氣,而是甘願承擔自己數點日數的罪責,願意自己和「父家」受罰,並不把責任卸給百姓的罪使他要面對敵人的問題。這就是勇於承擔自己的責任了。

希伯來聖經清楚指出無論是管治者還是受管者都是以共同的律法作為衡量善惡的標準,也要向神負責。因此不會出現對「義」有不同的理解,只會有能否做得到的問題。當然更不會把惡扭曲看為善,卻能夠看到世上有不同的惡人。

現在社會已沒有神權的管治,也未必每個人都有信仰。不同政治體系下的當權者各有利弊,但是若沒有制衡權力的方法,這與極權社會是沒有分別的。無論是百姓的選票,還是其他有效的監察,才可阻攔施政時不用理會善惡對錯,只讓普羅大眾去承受後果。當前的問題是誰人都不用向神負責,又不相信神會審判,更沒有善惡的共同標準。施政者口稱會謙卑聆聽各界人士的意見,結果又只與支持政府的人士商討建立對話平台,同持又容許及支持警方繼續「無後顧之憂」應對抗爭者。這就像昔日大衛曾相信解決問題建基於勇士數目,而不是神了。

若執法者都視規例如無物,恣意破壞,又如何令人信服其執法呢?單憑武力只能壓制人的對抗,並不能消滅。相同的標準也應適用在抗爭者身上,若抗爭者只憑血氣和發洩情緒彷似漫無目的四周破壞,還要禍及家人的宿舍和親屬,究竟想要達到甚麼效果呢?這樣做又如何可以稱自己為義抗爭呢?無論鎮壓者還抗爭者,若本身是行惡,例如互相抹黑,又怎樣使自己眼中作惡的對方改變過來。有時,暴力並不代表勇氣,結果只換來以惡報惡,完全沒有轉圜的餘地。執法者認為因抗爭者的暴力而不用守警例,抗爭者又認為因執法者的濫權而要違法對抗。結果因一人(或一政權)的問題,造成執法者和抗爭者要承擔各自犯錯的惡果。

黃天相

伯特利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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